收藏做為博物館的型態
收藏...是一種有組織的執念(an obsession organized)。(Aristides, 1988 : 330)
一、收藏的定義與特徵
收藏為人類自古以來便有的行為本能，在中外文明皆有持續且系統之發展。也許有人要問，收藏是否為人類的專利？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需要界定何為「收藏」。如果我們談的是聚集物件，那麼確實動物界不乏相關的例子。譬如澳洲的園丁鳥(Bowerbird)的公鳥會蒐集色彩鮮豔的物品（如花瓣、塑膠蓋、亮片）佈置家裡，以吸引母鳥；又或者河貍與松鼠會囤積食物過冬，並選擇性地藏匿在特定地點。但這樣的行為或是為了求偶或是為了維生，都是動物生存本領的展現，並不涉及象徵、文化記憶、審美分類等高度抽象功能。如果我們談收藏指的不僅是「本能聚集」而是進入到「象徵秩序」的話，應當就是人類獨具的行為了。
在人類文化中，收藏超越了功能性的儲存與使用，進入了象徵秩序與價值體系。其特徵至少包括：
（一）符號性：收藏品代表某種身份、價值、美感或記憶。
在物質世界裡，不同人們以不同的標準挑選不同的物件，使其成為所謂的收藏品。收藏的價值係「主觀的」且「象徵性的」。Durost在1930年代便指出，
「收藏品基本上是由物品或所擁有的想法的價值性質所決定。如果物品或想法對擁有者主要價值是內在的(intrinsic)，也就是說，如果主要是因為用途、目的、或美學上令人愉悅的品質、物品本身固有的、或因風俗、訓練或習慣而獲得的其他價值，那就不是收藏品。如果主要的價值是代表性(representative)或表徵性的(representational)，也就是說，如果該物件或觀念的價值主要是因為它與其他物件或觀念的關係，例如是系列之一、整體的一部分、某類別的標本，那麼它就是收藏品的主題。」(Pearce, 1994:157)
這裡的重點在於Durost認為收藏品的價值必須脫離其原本功能上或約定俗成的意義，而是因其具有系列或類型的意義。譬如一個用以照明的燈具成為收藏品，並非因為設計精美易於使用，而是因為其為Louis Poulsen早年出品的PH5，具有品牌經典的代表意義。又或者一個卡西歐的手錶成為收藏品並非因其美觀實用，而是因為是20歲生日母親贈送的禮物，具有情感的記憶。有如Baudrillard所說：「純粹的對象[物]，被剝除了功能，或是由它的用途中被抽象出來，則完全只擁有主觀上的身分：它變成了收藏品。」(布希亞，1997：96)
（二） 分類性：收藏建立在某種體系性思維之上。
「系列」為收藏的本質。收藏往往不是單一或零星的組合，而是經由一定規則形成之一套、一組、一個整體。系統的構成甚至體系的建立，使得收藏(collecting)不同於單純的擁有(possessing)。Baudrillard説，「這是為什麼不論擁有的是什麼樣的物品，擁有本身總是既令人滿意又令人失望：可以有一整個系列來延伸它，也因而使人感到憂慮。」(布希亞，1997：96)收藏的特質之一便在於其延續成為系列、成為系統的必然。有其一便希望有其二，如此永無滿足之一日。有如Baudrillard的評論：「這是為什麼不論擁有的是什麼樣的物品，擁有本身總是既令人滿意又令人失望：可以有一整個系列來延伸它，也因而使人感到憂慮。」（布希亞，1997：96)
在《物體系》一書中，法國社會學家布希亞指出，現代人對物品的關係早已超越其功能性用途，進入了一個符號消費的時代。物不再僅是「使用的工具」，而是能夠傳達社會地位、品味與個人認同的語言。收藏行為正是這種象徵性邏輯的極致實踐。
布希亞認為，收藏是一種深具主體性與心理投射的行為。收藏者將物件從原本的實用脈絡中抽離，置入一個自我編排的系統之中。這個系統並不遵循市場或社會的分類，而是反映收藏者內在的秩序與慾望。收藏物件之於收藏者，不只是回憶或歷史的容器，更成為對死亡的抵抗與對時間的私有化。
布希亞認為收藏的概念（拉丁文colligere : 選擇並聚集）和累積的概念不同。最低階是累積：堆積舊報紙、儲藏食物 ─ 處於口部吸收和肛門停滯之間 ─，其次是相同物品的系列性聚集。收藏則邁向文化：它針對的是分化的物品，這些物品經常有交換價值，因此也是保存、走私社會儀式和展覽的「對象和物品」 ─ 甚至可以是利益的來源。這些物品皆配合某一計畫。雖然彼此互相指涉，它們也在此遊戲中，將外在的社會和人際關係包括進來。(Baudrillard, 1968 : 146 ; 布希亞，1997：117)
在討論收藏作為文化實踐時，《物體系》提供了一個重要的理論視角，讓我們理解物品如何參與我們的自我建構，以及「擁有」如何轉化為「存在」的一種形式。
（三）延時性：收藏不為當下使用，而為未來展示、保存、回憶。
收藏，往往帶著連結過往與未來的想像。也正是這樣的想像，勾勒出收藏主既有或期盼的生命藍圖。如此，收藏往往一件引出下一件，發展出一個帶有個人情感與自我定義的整體。典型的收藏家並不受制於物件的固有價值與意義，一但物件引發他的想像及慾望，即使再艱難，也務必將其納為已有。而想像及慾望自然是主觀性的，不一定有道理。一組木工工具有次序或許也成系列，但對於使用它們的工匠而言，並不能引發任何想像。
收藏做為一個整體之意義遠大於各組成部分的總合。Belk等人認為，「收藏是選擇性的、主動的、縱向的累積(acquisition)、擁有與掌握(disposition)一套彼此關聯的不同物件（物體、觀念、生物或經驗）。這些物件促成並帶引出整體收藏的特殊意義。」(Belk et al., 1990 : 8)收藏，需要時間的伴隨。不僅收藏的構成本身需要時間，收藏的用意也是為了未來，這也是收藏成為博物館原型的重要原因之一。Pomian在其著名的收藏研究Between the visible and the invisible (1990)如此定義收藏：「一批自然物或人工物，暫時或永久地脫離經濟活動的範疇，在一個封閉且整理妥善的地點受到特別保護，並展示供人觀賞。」他的研究打開收藏的視野，也幫助我們思考收藏與博物館之間的關係。
Pomian將收藏型態區分為墓葬、獻納、捐贈與戰利品、經物與聖物、以及王室貴族的珍藏等，將收藏行為視為人類文明一種普遍化表現，且將年代上溯至史前，拓展我們對收藏研究的視野。在其分析之下，中國八世紀永泰公主墓、希臘五世紀雅典神廟、羅馬一世紀龐貝將軍的戰利品、法國中世紀教堂的聖物以及歐洲自中世紀以降君王貴族的收藏等，都是顯例。
（四）書寫與知識化
收藏必然需要分類與整理。在商代婦好墓中，我們得以窺見一種早期制度化收藏的秩序。出土的大量青銅器與玉器不僅經過分類安置，更附帶銘文，顯示物件之間的等級與歸屬關係。這些銘文構成一種內嵌於物的書寫系統，使得每一器物不只是祭祀用具，也成為承載身分與記憶的知識單元。類似的收藏實踐亦可見於埃及的圖坦卡門王墓與亞述的王室圖書館，在這些例子中，分類與書寫轉化為制度性的記憶系統，使得收藏不只是物的聚集，更是文明秩序的反映。
教會收藏也是類似的情況。譬如法國巴黎北邊的聖但尼修道院（Basilique de Saint-Denis）是法國王室的宗教象徵與埋葬地，自公元7世紀以來便為王室墓地，後於12世紀由修道院長蘇傑改建為哥德式教堂，裏面收藏大量聖物（reliques）、王室寶藏（regalia）、以及歷代國王的棺槨與雕像。蘇傑將建築、禮儀、收藏品與神聖象徵交織為一體，形成一個「神聖展示空間」，其中的物品不只是宗教器具，更是政治象徵。留下文獻記錄收藏內容，包括物品來源、材料、功能與神聖意義，這種書寫本身就是一種早期「圖錄化」的知識實踐。
收藏與書寫的關係更見於日本正倉院。西元756年，奈良時代的聖武天皇亡故後，光明皇太后將天皇生前的收藏捐獻予東大寺。這座倉儲，本身為「校倉造」建築，專為長期保存高濕氣環境下的物件而設計，至今仍是原始建物。之中收藏包括絲織品、樂器、佛教法器、玻璃器、文書卷軸等共約9,000多件，許多來自唐朝、中亞、波斯、甚至羅馬的文物，是奈良作為絲綢之路物質文化的終點站的見證。而這樣難能的收藏更被當時的僧官透過《東大寺正倉院文書》、《正倉院寶物帳》等文件，詳細紀錄物件的名稱、材質、來源、尺寸、重量、用途與保存狀態。在當代，定期舉辦的「正倉院展」依然延續一千多年以來的物件圖錄系統。由於其細緻的登錄與良好的保存狀態，有人以為這是世界現存最早的博物館型態。
上述例子都說明了在歷史文明的進程中，收藏與分類、書寫、知識化密不可分的關聯性。物件在進入收藏之後，失去原有的實用功能或交換價值，成為承載主觀意義的物件，也就是Pomian所說的「象徵物」(semiophore)。
Pomian 是少數從哲學與符號學角度探討博物館與收藏現象的思想家。他在本書中提出一個核心概念：「符號物（semiophore）」，即那些被抽離原本使用脈絡、失去功能但仍具有象徵意義的物品，這些物品可以是聖人遺物、藝術品、收藏品等。
Pomian認為，收藏的本質是轉譯行為：它將一個物件從使用領域轉換至展示/象徵領域，使之不再只是「物」，而是作為「意義的承載體」來被凝視。而物件之所以進入博物館、進入收藏體系，正是因為它們可見的外形與不可見的意義之間存在一種張力。
在這個概念中，Pomian指出三個層次：一、原始功能領域：物件原本的用途或實用性。二、中介空間（收藏者的介入）：物件被選擇、賦予象徵意義。三、展示/凝視的空間：觀眾與物件之間建立起觀看與詮釋的關係。 這樣的過程不僅揭示了物的符號潛能，也反映出收藏作為知識與權力的實踐——收藏者選擇物件，控制敘事，界定哪些可見、哪些被隱藏。
Pomian 的理論特別適合應用在探討宗教遺物、藝術博物館、歷史收藏等主題。他不僅強調收藏的象徵性，也提醒我們注意展示所牽涉的知識建構與文化控制。
（五）主體與他者之分：收藏者清楚自我與物的距離，從而賦予物件「展示價值」。
收藏行為的進一步意涵，是主體（收藏者）對客體（物）的分類、整理、控制與展示。在分類原則的引導之下，物件遵循新的規範。墓葬之佈置是為了墓主的典閱；神廟與教堂的雕塑與聖物則為了信徒之瞻仰；王室貴族的珍藏亦必須透過公開展示的過程方得以彰顯擁有者之權勢與尊貴。如果沒有展示，收藏將淪為庫存，失去收藏的意義。
如同在《物體系》中，Baudrillard 所指出的：收藏者並不「使用」物品，而是將其抽離原始功能脈絡，重新納入私人邏輯所構成的「收藏宇宙」。這是一種「符號的操控」，而不是物質的依賴。在收藏的過程，實際上塑造出一種新的主體 — 觀看者(the spectator)。這個主體之所以能觀看與學習，是因為他所在的「觀看者位置」，能與收藏品之間產生理性的距離。而這種距離，正是展示成為可能的開始。在其關鍵著作The Birth of the Museum (1995)中，Tony Bennett 分析了展示空間如何作為一種「治理技術」，並指出博物館的誕生標誌著從宗教性空間轉向知識治理空間的變化。Bennett認為，物的展示價值(exhibitionary value)正是建立在主客分離的距離之上。這種距離，使觀看者能夠從物件身上學習、比較與內化秩序，而非沉溺於崇拜或混沌的情感。
Tony Bennett, The Birth of the Museum: History, Theory, Politics (1995)
在這部重要著作中，英國文化理論家 Tony Bennett 提出了對博物館制度性起源的嶄新詮釋。他拒絕將博物館單純視為「保存過去」的場域，而是強調博物館是一種治理(governmentality)的技術，是現代國家用來塑造「文明公民」的重要工具。
Bennett 承襲傅柯(Foucault)對權力與知識的分析，指出自19世紀以降的博物館、圖書館、展覽會與動植物園，不僅蒐集與展示物件，更安排觀看的方式與路徑，進而構造出一個「觀看者／公民」的位置。這樣的空間設計與展示策略，不僅是視覺的問題，更是知識的安排與行為的規訓。
他所提出的「展示複合體（exhibitionary complex）」概念，是一個關鍵詞：它指出這些文化機構如何在啟蒙與文明的名義下，建構一種透明化、教育化、同時也是規訓化的視覺秩序。 「展示空間是一種治理空間：它教育的不只是知識，更是行為。」
在收藏研究脈絡中，Bennett 的分析提醒我們：物件的分類與展示不是中性的學術活動，而是一種主體建構的過程。觀看者與展示物之間的距離、視角與秩序，正是現代性與國家權力的深層結構。
二、收藏的心理學
收藏的行動表面上是一種對物的聚斂，但其背後往往潛藏著更深層的心理結構——慾望、焦慮、不滿與補償。從「越來越多，但永遠不夠」的困境出發，我們可以看到收藏者並非僅僅因為喜歡某類物品而蒐集，而是進入了一個難以完結的追索循環。許多收藏行為的根源可回溯至童年時期的失落經驗。這些失落被轉化為一種透過擁有具體物件來填補心理缺口的慾望，收藏因此成為建立安全感與自我完整性的一種機制。
然而，收藏所帶來的滿足往往短暫，取而代之的是另一項更迫切的目標物。小說家卜洛克(Lawrence Block) 在《數湯匙的賊》透過小說人物表達的一段對話或許道出其中矛盾的核心：
「『勢在必得的心越重，』他說：『獲取的難度越高，成就感也會更大。努力許久之後，你總算成功達陣了，不過先前好幾個月甚至好幾年，你這個人裡頭有一部分卻都是靠著這個追索的過程來定義的。』他拍拍裝著湯匙口袋。『我很高興它是我的了，但這就表示我無法再企求它了。想要的心意味著欠缺，對吧？我們只能想要我們欠缺的東西。我可以珍惜這支湯匙，而且我確實是會，不過我卻無法再渴慕它，無法再尋求它，我無法再上窮碧落下黃泉，不顧一切只為得到它，所以你應該不難想像，我失去的只怕和我得到的一樣多，也許更多。』」
這段話生動揭示出收藏者心理的吊詭：想要的，不只是物本身，而是那段追尋的過程；擁有之後的失落，有時甚至大過獲得的歡愉。慾望一旦實現，即告終止。收藏因此總在「欠缺」與「滿足」之間擺盪。
（一）情感投射與過渡物：收藏作為心理安置的機制
若將收藏視為一種心理結構，而非單純的嗜好或興趣，則其功能並不止於擁有物件本身，而在於物件所承載的情感投射。心理分析學者 Donald Woods Winnicott (1971)所提出的「過渡物」（transitional object）概念，可以為理解此一現象提供重要線索。過渡物原指嬰幼兒在自我與外在世界逐漸分化的過程中，所依附的具體物件；它既非純然的自我，也非完全的外在對象，而是一種介於兩者之間、用以安置焦慮與不安的存在。
在成人世界中，收藏物可被視為此一機制的延伸。不同於童年時期短暫而功能單一的過渡物，收藏物往往被賦予更複雜的歷史、稀有性與文化敘事，使其得以長期承載情感與認同。收藏者對「原作」、「真跡」或「唯一性」的執著，並非僅源於市場價值的考量，而是因為唯有具備原真性的物件，才能穩定地承受情感投射，成為心理安置的可靠支點。在此意義下，收藏並非回返童年，而是不斷重演一種安撫自我的機制。物件的保存狀態、來歷與完整性，正是收藏者維繫心理秩序的重要條件。
（二）秩序、分類與掌控：收藏對抗混亂的心理功能
收藏行為所追求的，從來不只是數量的累積，而是秩序的建立。分類、編目、系列化與完整性，構成收藏實踐中不可或缺的核心元素。透過這些操作，原本龐雜而難以掌握的世界，被轉化為一個可被理解、可被掌控的縮微系統。
Jean Baudrillard 指出，收藏者並非物的使用者，而是透過物件建構一個自我封閉的象徵宇宙。在此系統中，每一件物品的意義不來自其功能，而來自其在整體結構中的位置。系列的完整性往往比單一珍品更具吸引力，正因為完整意味著秩序的完成。
若進一步追問，為何秩序的破碎會引發如此強烈的不安，人類學者 Mary Douglas 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補充。Douglas (1966)在分析分類、禁忌與污穢概念時指出，人們真正恐懼的並非物質本身，而是「不合類」的狀態——事物脫離其應有位置，象徵著分類體系的失效。換言之，混亂之所以令人不安，並非因為世界變得複雜，而是因為既有的秩序邊界被打破。
在此脈絡下，收藏者面對「不合意」或難以歸類的物件時，往往會採取清理、排除或重新安置的行動。這類物件之所以令人不安，並非因其價值低落，而是因其無法順利納入既有的分類結構，成為擾亂秩序的異物。正如 Mary Douglas 所指出的，所謂「污穢」並非物質本身的屬性，而是事物「不在其應有位置上」的狀態。對收藏者而言，清理行動並非單純的取捨，而是一種恢復分類邊界、修補秩序裂縫的必要手段。
（三）從個體慾望到文化使命：收藏的制度化轉向
當收藏行為進入博物館制度，其心理結構並未消失，而是被重新命名與轉化。在博物館語境中，個體的擁有慾望被置換為「保存」、「研究」與「公共責任」；私人收藏所追求的完整與掌控，則轉化為制度化的分類系統、登錄程序與專業規範。
然而，博物館並非全然中立的場域。對原真性、稀有性與永久保存的執念，某種程度上延續了收藏心理中對抗遺失與時間流逝的焦慮。文化理論家 Susan Stewart 在其對懷舊與收藏的分析中指出，收藏所回應的，往往並非物件本身，而是一種對「失去」的預期與對「永恆」的想像。博物館的保存衝動，正是在制度層次上將這種渴望轉化為可被合理化、可被實踐的文化形式。
在此意義下，博物館既非單純終止收藏慾望的場域，也不只是其無限擴張的容器；它更像是一個轉化機制，將個體層次對完整、穩定與持久的心理需求，轉譯為被社會認可、甚至被讚許的文化使命。
在本節我們討論了收藏作為一種慾望機制：它總是在「欠缺」與「滿足」之間擺盪，也同時是一種對抗失落與時間流逝的文化行為。若想進一步理解收藏背後更深層的文化語法與心理張力，Susan Stewart 的On Longing是一部不可錯過的關鍵讀物。
Stewart 將收藏視為一種敘事性實踐。對她而言，收藏不僅是物件的堆疊，而是人類透過物件來掌控時間與經驗的方式。她指出，收藏將流動的時間凝固於可見的物質形式，是一種「將時間抽象化為空間」的文化機制。收藏者不只是蒐集物的人，也是敘述者與編輯者：透過選擇、分類、排列，他們賦予物件新的脈絡與意義。
本節所提到的「擁有即失落」、「追索即定義自我」的矛盾，在 Stewart 的書中獲得了更加詩意而深刻的詮釋。她亦對「迷你物件」與「紀念物」的分析，補充了我們對收藏作為「縮小世界」與「封存記憶」的理解。她指出的，迷你物件將世界轉化為一個可被完全掌握的尺度，而紀念物則以物的形式標示失去本身；博物館的收藏實踐，正是在制度層次上同時動員這兩種邏輯，使秩序與懷舊得以被長久維持。
這本書不僅有助於我們思考收藏者的心理動力，更能深化我們對博物館作為制度性收藏系統的文化批判視野。
三、收藏作為知識與研究對象
收藏行為與收藏品，歷來不只是物質聚斂的結果，更是文化書寫與知識組織的對象。從古代世界對物的崇敬與編錄，到近現代跨學科的收藏研究發展，人類對收藏的思考基本上包含兩個層面：收藏的內容與收藏的行為（即選擇、分類、安置的過程與動機）。前者為收藏品本身的研究，聚焦在物件的類型、歷史與價值，涉及的學科可以是藝術史、文物學與物質文化研究。後者關注收藏行為與制度，探討收藏動機、分類邏輯、展示策略與文化意義，涉及的學科橫跨人類學、博物館學與文化研究。這兩者密不可分，前者關注「物之所是」，後者探問「為何而集」。收藏不再只是聚斂器物的動作，而是一種反映社會價值、身份認同與文化記憶的深層實踐。
（一）古代的收藏紀錄：內容與秩序的書寫
古代的收藏研究，幾乎皆為收藏內容。西元前五世紀，斯巴達王子波撒尼亞斯（Pausanias）在其著作中記錄了神廟內的珍貴收藏，詳細描述這些物件的材質、製作技藝與安置情境，可視為西方早期對收藏品進行文化書寫的代表性案例。
中世紀的歐洲，教會與王室的收藏清冊不僅維繫了宗教與權力象徵，也為後世留下了物件流轉與建築演變的寶貴線索。這些目錄本身即構成一種知識空間：它們不只是列舉器物，更以編排、歸類、評價的方式表達特定的價值觀與世界觀。
中國的文人傳統中，亦有類似的「收藏敘事」。明代文震亨的《長物志》與高濂的《遵生八箋》，皆為以物為中心的生活指南，透過精細的分類與書寫，呈現了園林藝術、器物選擇與品味秩序。這些書不僅展現文人對物質世界的凝視，更蘊含了深厚的審美與哲學系統。其中，《長物志》十二卷詳列室廬、花木、水石、書畫、器具、衣飾等類，成為研究明代物質文化與私人收藏實踐的重要參考。英國學者柯律格（Craig Clunas）在研究中國玉器與文人物質文化時，即以《長物志》為主體，撰寫 Superfluous Things（2004）一書，拓展了中國物質文化研究的新路徑。
（二）收藏研究的現代轉向：從私人記錄到學術興趣
直到二十世紀中葉，收藏多半仍被視為個人興趣或藝術市場的附屬領域。當時的相關出版以收藏家傳記（如 Price, 1959）、小說（如Nabokov）與藝術導覽書為主，關注焦點偏重於收藏者的品味與收藏品的價值。
然而，自1980年代起，收藏逐漸被納入跨學科研究視野，成為文化研究、博物館學、人類學與社會學的關鍵議題。這一轉變與當代學界對「文化研究」與「知識制度」的興趣密切相關。學者如 Russell Belk 將收藏視為消費文化中「延伸自我」的一種實踐；Susan Stewart 從敘事與象徵角度分析收藏如何將時間轉化為物質；James Clifford 與 Barbara Kirshenblatt-Gimblett 則將收藏與展示視為文化翻譯與權力交涉的行動。
在博物館學領域，Susan Pearce強調應將收藏視為動態的文化實踐，而非靜態的物件聚合；這一觀點促使學界開始關注收藏行為本身的動因、語境與制度運作。
若要理解收藏不只是物的聚斂，而是關乎文化品味、社會秩序與知識建構的實踐，Craig Clunas 的Superfluous Things是一部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著作。它的重要性，不僅在於研究內容本身——明代文人的物質世界與收藏活動，更在於它如何以西方物質文化研究的理論視角，重新解讀中國古典文獻，拓展了我們對《長物志》與相關文本的理解方式。
Clunas 作為英國漢學家，以深厚的中文閱讀能力與敏銳的文化分析方法，將《長物志》這樣傳統上被視為生活美學或文人趣味的作品，重新置入一個關於社會階序、品味表達與文化權力的分析架構。他不僅將明代文人的物件品評視為一種文化資本的運作，更指出這些「無用之物」如何在階級社會中扮演關鍵角色。 這樣的研究策略深具啟發性：它不從文學性、思想性或技藝性的角度解釋中國古籍，而是從「物」出發，關注文本中所構築的物質秩序與社會脈絡。
在 Clunas 的分析下，《長物志》不再只是一本記載生活雅趣的文人筆記，而是一部可與布迪厄的文化資本理論、Foucault 的知識生產視角相連結的文化文本。 對於中文學界而言，Superfluous Things顯示了中國古典文獻不僅可作為歷史材料加以註釋，更能在當代表述中轉化為理論資源與批判工具。這本書提示我們：閱讀古籍不只是回望傳統，更是參與當代學術對話的一種方式。
四、結語：收藏作為一種文化知識的編碼
收藏不只是對物的聚斂，更是對價值、記憶與秩序的組織行動。從古代神廟與宮廷的目錄，到文人生活指南中的收藏哲學；從現代藝術市場與個人敘事，到學術對制度性知識建構的分析，收藏研究已成為理解人類如何與物共構世界的重要途徑。未來的收藏研究，或許正是重新思考我們與「物」之關係的關鍵所在。
回顧收藏研究的發展歷程，不難看出人類與物的關係始終不只是使用，更是敘事與控制。收藏作為一種文化行動，既是知識的建構，也是對時間、失落與秩序的回應。透過物，我們重組世界；透過收藏，我們反覆書寫記憶。未來的收藏研究，將繼續在「物的詮釋」與「行為的理解」之間，探索人與世界之間或許隱密但卻堅實的連結。
參考文獻
Alsop, J. (1982) The Rare Art Traditions: A History of Collecting and its Linked Phenomena, New York: Harper & Row.
Aristides, N. (1988) “Calm and uncollected”, American Scholar, 57(3), pp. 327-336.
Baudrillard, J. (1968) Le système des objets, Paris : Editions Gallimard.
Belk, R. W. (1982) « Acquiring, possessing, and collecting : fundamental processes in consumer behavior », in : Bush, R. F. and Hunt, S. G. (ed.) Marketing Theory: Philosophy of Science Perspectives, Chicago: American Marketing Association, pp. 185-190.
Belk, R. W. et al. (1988) « Collectors and collecting », Advances in Consumer Research, 15, pp. 59-67.
Belk, R. W. et al. (1990) “Collecting in a consumer culture”, Highways and Buyways, Provo, Utah: Association for Consumer Research, pp. 3-95.
Bennett, T. (1995) The Birth of the Museum: History, Theory, Politics, Routledge.
Cabanne, P. (1963) The Great Collectors, London: Cassell.
Clifford, J. (1985) “Objects and selves: an afterword”, in: Stocking, G. (ed.) Objects and Others: Essays on Museums and Material culture Vol. 3, History of Anthropology,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pp. 236-247.
Clifford, J. (1988) The Predicament of Culture: Twentieth-century Ethnography, Literature and Ar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lunas, C. (2004) [1991] Superfluous Things: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Douglas, M. (1966) Purity and Danger: An Analysis of Concepts of Pollution and Taboo. London: Routledge.
Durost, W. (1932) Children’s Collecting Activitiy Related to Social Factors, New York: Bureau of Publications,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Kirshenblatt-Gimblett, B. (1998) Destination culture : tourism, museums, and heritage,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Impey, O. & MacGregor, A. (ed.) (1988) The Origins of Museums: Cabinets of Curiosities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urray, D. (1904) Museums. Their History and Their Use, London: Routledge/Thoemmes Press, reprint 1996.
Pearce, S. M. (ed.) (1994), Interpreting Objects and Collection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Pearce, Susan M. (1995), On Collecting: An Investigation into collecting in the European Traditio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Pomian, K. (1990) Collectors and Curiosities: Paris and Venice, 1500–1800. Cambridge: Polity Press.
Price, V. (1959) I Like What I Know: A Visual Autobiography, Garden City, New York: Doubleday.
Rheims, M. (1961) The Strange Life of Objects. 35 Centuries of Collecting and Collectors, New York: Atheneum.
Stewart, S. (1984) On Longing: Narratives of the Miniature, the Gigantic, the Souvenir, the Collection, Baltimore and London: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Winnicott, D. W. (1971) Playing and Reality, London: Tavistock Publications.
布希亞(Baudrillard, J.)著，林志明譯（1997）。《物體系》。台北：時報文化。
Shōsōin Office 編《正倉院展圖錄》（歷年東京國立博物館展覽圖錄）
延伸思考
一、私人收藏與公共收藏在動機、責任與可見性上有何根本差異？這種差異如何影響物件的意義？
二、博物館在決定「收藏什麼」與「不收藏什麼」時，依據的是哪些價值與判斷？
三、當收藏被制度化為文化使命時，博物館是否仍需反思其背後的慾望、焦慮與排除機制？
四、博物館的收藏是否反映其所處時代的文化、政治與經濟結構？這些條件又如何形塑「值得被保存的事物」？
五、收藏品的取得方式如何影響其道德地位與知識正當性？博物館是否有責任公開並持續檢視其來源
六、在全球化與去殖民的脈絡下，博物館的收藏應如何在包容性與文化定位之間取得平衡？